婦孺皆知，多年來，中央最高層面一直都高度重視網絡問政，而在2012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于北京主持召開關于廉政建設和反腐工作的座談會時直言，“網上的輿論，包括罵聲我們都要聽，更何況大家提的各種意見?”

據此而論，作為網絡問政重要組成部分的網絡曝光行為，理當獲得官方的更多支持。

然而，2013年5月8日的《人民日報》有關文章卻告訴世人，近日，人民網等國內一些主要網站在首頁開設了網絡監(jiān)督專區(qū)，鏈接紀檢監(jiān)察機關12388舉報網站等執(zhí)紀執(zhí)法和干部監(jiān)督部門的舉報網站。網友可以通過這個專區(qū)，了解各舉報網站受理舉報的范圍，通過正規(guī)渠道反映問題。中央紀委信訪室正局級紀律檢查員、監(jiān)察專員兼副主任張少龍指出，網絡信息具有較為明顯的不確定性，有的網絡信息內容還不夠真實，有的是情緒的宣泄，有的客觀上造成了案件線索的泄露，給調查核實帶來不利影響。我們認為，通過網絡曝光違紀行為，不屬于法定的舉報行為，紀檢監(jiān)察機關也難以防止曝光者遭受打擊報復。我們希望公眾通過正規(guī)渠道反映問題，參與和支持反腐倡廉建設。

誠然，就中國現行的某些體系來說，通過網絡曝光行為，確實不屬于法定的舉報行為，而通過“正規(guī)渠道”反映問題，的確也有益于反腐倡廉建設。

可是，事實正像張少龍所言，通過網絡曝光，紀檢監(jiān)察機關近年來確實篩選出一些黨員干部違紀違法案件的線索，也查處了一批腐敗分子。

換而言之，盡管網絡曝光目前尚不屬于“法定的舉報行為”，但是其客觀上對中國的反腐倡廉建設起到了不小的促進作用。

何況，網絡問政乃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而且，正像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汪洋所講，網絡問政要允許群眾“罵娘”。另外，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于2013年3月26日在全國檢察機關隊伍建設工作會議上講得也非常清楚，新媒體時代，躲避新聞媒體、逃避輿論監(jiān)督是不可能的。

在此背景下，如果有關方面還拘泥于原有的某些條條框框，那么無疑是落伍之舉，是弱化中央權威之為，且是不利于反腐倡廉建設的。而十八大報告和習近平已經明確警示道，如果腐敗問題解決不好，那么就會“亡黨亡國”。

事實上，一些網站設立的“網絡監(jiān)督專區(qū)”，其本身僅是網絡曝光的一種較為集中的特殊形式而已。

當然，誠如張少龍所指，網絡信息具有較為明顯的不確定性，有的網絡信息內容還不夠真實，有的是情緒的宣泄，有的客觀上造成了案件線索的泄露，給調查核實帶來不利影響。

但是，將網絡曝光全部納入“網絡監(jiān)督專區(qū)”，就可以避免上述問題嗎？退一萬步，難道要將網絡媒體的輿論監(jiān)督等，也索性納入“網絡監(jiān)督專區(qū)”嗎？近些年來，中國有多少反腐倡廉的案子，不是先由網絡或者媒體曝光，而最終才獲得紀檢部門的查辦呢？

其實，實事求是地講，設立“網絡監(jiān)督專區(qū)”盡管有其積極意義，但客觀上定然會出現更多的捂蓋子現象。然而，更為寬廣的網絡曝光天地，則能在最大限度上促進中國的反腐倡廉建設——強大的社會壓力會“倒逼”有關部門依照黨紀國法查辦某些案子。譬如，正是因為網絡曝光了雷政富，所以重慶官方才那么快地查辦了包括其在內的21名涉及不雅視頻之違紀黨員干部。

當然，“網絡監(jiān)督專區(qū)”之外的更廣范圍內的網絡曝光，未必就能立馬見效。譬如，盡管早在2013年4月26日，包括人民網在內的媒體就已經曝光了“河北寬城百人強征漁場被指為私企開財路”——輿論劍指“寬城官方針對漁民的一系列所為，其實都是為了給神通廣大的私企老板谷英杰廣開財路”，而在5月6日、5月7日，人民網、新華網分別曝光了“河北寬城百人強征漁場致孕婦流產”之人間慘劇，然而，寬城縣、承德市、河北省有關部門，至今依然“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但是，無數事實證明，無論如何，官方往往最終會對公開的網絡曝光作出回應。盡管有的是封殺，是顛倒黑白。然而，通過某些“正規(guī)渠道”反映的，事實上多是沉入了大海，而被有關權貴打壓的可能性更大。

至于網絡曝光會涉及到的一些法律責任，跟是否設立“網絡監(jiān)督專區(qū)”沒有必要的聯系。

綜上所述，筆者羅豎一認為，“網絡監(jiān)督專區(qū)”要大力發(fā)展，但是，有關部門應將網絡曝光行為納入法定舉報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