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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中國工程院院士鐘南山在廣東團代表分組審議政府工作報告時表示,現在不僅有些醫(yī)院濫用抗生素,而且養(yǎng)殖業(yè)與畜牧業(yè)也存在濫用抗生素的現象。據鐘南山介紹,因為養(yǎng)殖業(yè)濫用抗生素普遍,他一般不吃又肥又大的魚,“我收集了一份報道,在廣東某地,農業(yè)部門給羅非魚用了七八種抗生素來治病”。(3月8日《廣州日報》)

鑒于抗生素濫用問題的嚴重性,以及鐘南山的身份,這一話題引起的關注度可想而知。但也有人提出異議,認為這只是個例,不能一棍子打死養(yǎng)殖企業(yè)。到底是個案還是普遍,將直接影響市場命運。這個問題值得關注,但要警惕“口水化”爭論影響對實質問題的關注。

在市場問題上,站在監(jiān)管者和生產者的層面,把個案當作普遍情況看,是一種積極的、理性的和負責的態(tài)度。也就是說,即便市場上某種問題只是個案,也應該保持零容忍的態(tài)度,不放過一個問題,哪怕是很小的問題,也要盡量確保面向市場的所有產品都安全無問題。這不僅符合食品安全的倫理,更是出于市場競爭的法則所作出的提醒。

中國制造有生產世界一流產品的能力,這一點毋庸置疑,但我們現在的問題是能不能把能力化為結果,能不能把一流產品的生產能力轉換成一流產品的市場現實。這段時間,中國人到日本買馬桶蓋的話題,在輿論場掀起一圈又一圈的漩渦。江湖上一直有傳說,日本人把一流的產品留在國內,二流的產品銷往歐美,三流的產品賣給中國。但在我國,出口的產品基本都是世界一流產品,否則也不會邁過很多國家的“高門檻”,從而贏得許多國家消費者的青睞。

如果把個案當作普遍看,在國內銷售的產品也能擁有出口產品的品質,整個市場將不會有那么多問題。消費者也會對國內產品表示出極大好感,就像當初追捧“上海貨”、如今追捧進口奶粉一樣,把強大的購買力留在國內。而且這也會形成世界級聲譽,引起全世界消費者的關注。如果在中國市場銷售的全是價廉物美的產品,那些到中國旅游的人,說不定也會順手捎點中國產品回去,甚至專門到中國“購物游”,也不是沒有可能。

問題的關鍵在于標準,一是有沒有世界一流的標準,二是能不能執(zhí)行世界一流的標準。包括食品在內,中國制造如今面臨的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標準問題。據稱,目前羅非魚已經成為中國食品單一產品出口量最大的產品,要進日本市場,檢驗標準就達100多項。能夠出口這么多市場,經過這么多檢驗,充分證明了中國制造的能力。如果所有的養(yǎng)殖產品都像羅非魚出口日本一樣,上市需有100多項的檢驗標準,還會面臨輿論質疑嗎?還愁沒有廣袤市場嗎?

不怕魚肥大就怕沒標準,別把鐘南山不吃肥魚“口水化”,而應借機讓標準成為食品的好朋友,成為所有中國制造的好朋友,在標準上也要“出口轉內銷”,系統(tǒng)要完善,執(zhí)行要嚴格。而這顯然是鐘南山最想看到的,也是對鐘南山“魚問”的最好回答。

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jié)是,去年和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都在“改善民生”中專門提出要重視基層干部工資待遇問題?；鶎犹斓貙?但是基層尤其是艱苦邊遠地區(qū)條件苦。這兩天,兩位全國人大代表的描述,更給我們帶來最現實的觀感。全國人大代表、甘肅省平涼市委書記陳偉在接受采訪時提到,在平涼,九成以上的鄉(xiāng)鎮(zhèn)是兩三名干部用一間房,宿辦一體,個別鄉(xiāng)鎮(zhèn)甚至5到6人擠一間房住上下鋪。而全國人大代表、甘孜州州長益西達瓦提供的數據更令人心憂:由于海拔高、條件苦,2008年以來,甘孜州有125名公職人員因公死亡,還有一大批干部患高原性疾病。干部退休5年內死亡人數達到了115人,死亡率高達12%。

鼓勵干部去基層“墩苗”鍛煉,既是干部政策的一項重要內容,也有相關政策支持。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就指出,完善艱苦邊遠地區(qū)津貼增長機制,健全人才向基層流動、向艱苦地區(qū)和崗位流動、在一線創(chuàng)業(yè)的激勵機制。去年9月,三部門聯合下發(fā)《關于做好艱苦邊遠地區(qū)基層公務員考試錄用工作的意見》,就在艱苦邊遠地區(qū)適當降低公務員進入“門檻”的要求提出具體措施。

在政策和理想的感召下,一些“新鮮血液”不斷涌入欠發(fā)達省份的鄉(xiāng)鎮(zhèn)干部隊伍。然而,在公務員考試中,仍有相當一部分基層職位無人問津。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一位報考者說的一句話,點出了最直接和最現實的癥結所在——“家里經濟條件不是很好,如果考到鄉(xiāng)鎮(zhèn),恐怕不僅不能減輕家里負擔,自己的生活都過不好?！被赝?012年“國考”,似乎能佐證這個問題。當時,一些職位雖然也注明“西部地區(qū)和邊遠艱苦地區(qū)”,但因其工作地點不少是太原、哈爾濱、西安這樣的省會城市,工作環(huán)境不錯、收入不低,報名熱度照樣很高。

一冷一熱的兩相對比,令人深思。

其實,基層干部,既是在為百姓“打工”,也是“打工”的百姓。他們一樣有照顧家庭、身體健康、子女教育等要求,一樣追求相對優(yōu)渥的工作條件和幸福生活。這些以提高收入、改善食宿、保障醫(yī)療和教育等物質條件作為基礎的要求,是無法也不該忽視的人之常情。

2014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到,要完善艱苦邊遠地區(qū)津貼增長機制；今年則提出,“落實機關事業(yè)單位養(yǎng)老保險制度改革措施,同步完善工資制度,對基層工作人員給予政策傾斜?！敝醒霙Q策者把提高基層干部收入和生活保障水平置于民生背景之內,足見其是惠民生的應有之義。

應當承認,對改善艱苦邊遠地區(qū)和基層干部的工作生活條件,我們是有一些“欠賬”的。舉例來說,據公開資料,早在2001年,有關部門就已經出臺了關于實施艱苦邊遠地區(qū)津貼的方案。方案按照艱苦條件不同,將艱苦地區(qū)分為四類,并對應不同的每月補貼標準:最低的一類區(qū)平均43元,最高的四類區(qū)平均300元。2006年,在進一步細化分類的基礎上,完善方案提高了補貼標準:一類區(qū)月均70元,六類區(qū)月均1000元,最高可到1400元。2011年又有調整,但調整面略窄。標準應該進一步隨著國家經濟發(fā)展和居民收入增加適時適量提高完善,這樣才能為留住干部、留住人才創(chuàng)造最基礎的條件。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通過提高收入、改善基層干部工作生活條件留住干部,其實也是進一步加快平衡發(fā)展、落實改善民生政策的必要條件。一分部署,九分落實。改善邊遠地區(qū)和基層民生,既要有政策,也要辦實事。而實事能否做成,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有沒有一個穩(wěn)定、較高素質的基層干部隊伍。如果干部留不下,政策難落地,民生實事難開花,百姓也就難以感受到民生改善的實效。改善提高基層干部工作生活條件,才能更加有效感召吸引更多的熱血青年才俊“上山下鄉(xiāng)”,來得了,留得住,扎根基層,為地方,特別是為艱苦邊遠地方經濟社會發(fā)展出智出力。這樣,才能把我國經濟社會發(fā)展不平衡的短板盡快補上來,讓經濟發(fā)展落后的地區(qū)追上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才能如期實現。

【在人大監(jiān)督工作中堅持“問題導向”,找出、找準“一府兩院”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不是刻意“挑刺”,而是人大依法履行職責、維護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內在要求】

3月8日,張德江委員長作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時指出,全國人大常委會今后一年的主要任務,包括加強對法律實施情況的監(jiān)督檢查,加強對“一府兩院”工作的監(jiān)督,加大對預算決算的監(jiān)督力度等；同時,還將著眼于增強監(jiān)督針對性和實效性,繼續(xù)探索完善監(jiān)督工作方式方法。

監(jiān)督權是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的一項重要權力,也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非常重要的制度設計。能否按照憲法的規(guī)定正確地行使其監(jiān)督權,是具體衡量人大工作的一項重要指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新形勢下,人大更應堅持“問題導向”,理直氣壯地用好監(jiān)督權。

近年來,我國始終堅持加強對行政權力、司法活動的監(jiān)督,努力構建結實的權力籠子,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已逐步形成一套集黨內監(jiān)督、人大監(jiān)督、民主監(jiān)督、行政監(jiān)督、司法監(jiān)督、審計監(jiān)督、社會監(jiān)督、輿論監(jiān)督于一體的監(jiān)督體系。人大監(jiān)督在加強在進步,而人民群眾的期待也在提高,從這個角度講,人大監(jiān)督實效、監(jiān)督形式也還需“與時俱進”。

問題是時代的聲音,加強人大監(jiān)督要堅持“問題導向”。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新形勢下,我國的法律體系將更健全,人大要加強對法律實施情況的監(jiān)督檢查,促進“一府兩院”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為適應經濟發(fā)展新常態(tài),人大要加強對“一府兩院”工作的監(jiān)督,推動各項重大決策部署貫徹落實；此外,以全面貫徹實施新修改的預算法為契機,人大還要切實加強對預算決算的審查和監(jiān)督。

必須明確的是,在人大監(jiān)督工作中堅持“問題導向”,找出、找準“一府兩院”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不是刻意“找茬”,而是人大依法履行職責、維護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內在要求。人大監(jiān)督是憲法賦予人大的重要權力與職責,代表的是國家意志和人民意志,每一次監(jiān)督權力的行使,都是對人民主權原則的彰顯。

堅持“問題導向”,就是把人大監(jiān)督的壓力傳導給“一府兩院”,并轉化為抓落實的動力,確?！耙桓畠稍骸焙腿舜笫冀K在法治的軌道上同向而行。通過加強人大監(jiān)督,達到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jiān)督、違法必追究”的要求,才能把各項工作做得更好,最大限度謀求、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要更好地堅持“問題導向”,人大就不能止于每年在人代會上聽聽報告、投投票,還必須想方設法增強監(jiān)督的針對性和實效性。在當前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下,提出質詢、執(zhí)法檢查、行使罷免權、進行特定問題調查、受理人民群眾對司法機關所辦案件的申訴和對司法機關工作人員的違法行為的控告等,都是人大發(fā)揮監(jiān)督作用的有效方式,近年來也取得不少成效。今后,人大及人大常委會要更善于利用這些監(jiān)督手段,敢于碰硬。

要更好地堅持“問題導向”,各級人大代表還必須不斷提高履職能力,努力提升發(fā)現“問題”的能力。各級人大要不斷拓寬代表聯系群眾渠道,善于通過網絡平臺等新渠道聽民聲、集民智；要善于深入基層,扎實調研,發(fā)現人民群眾普遍關注的熱點難點問題；同時,還要積極參加培訓和學習,提升依法履職的能力。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重要原則和制度設計的基本要求,就是任何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權力都要受到制約和監(jiān)督?！眻猿帧皢栴}導向”,突出“問題導向”,應成為強化人大監(jiān)督的方向。人大及人大常委會不斷改進和創(chuàng)新監(jiān)督方式,不避難點,不走過場,抓住要害,切中實質,才能為不斷增強人民“獲得感”保駕護航。

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xiāng)。此刻，距離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只有5年時間了，而我們國家的貧困人口還有7000多萬。扶貧工作任務艱巨。6日上午，習近平總書記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江西代表團審議時強調，立下愚公志，打好攻堅戰(zhàn)，讓老區(qū)人民同全國人民共享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成果。（3月7日 新華每日電訊）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確保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這個時間表的確定，代表了黨對全國人民的莊嚴承諾，是一份沉甸甸的“軍令狀”。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后，經過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到新中國成立、改革開放等，九十多年來一直依靠群眾、發(fā)動群眾，憑借的就是誠信。既然做出了承諾，那就一定要踐諾；答應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就決不會留下“短板”。

短板理論又稱“木桶原理”，指盛水的木桶是由許多塊木板箍成的，盛水量是由這些木板共同決定的，若其中一塊木板很短，則盛水量就被短板所限制。同樣的道理，我們國家的經濟飛速發(fā)展，GDP總量位列世界第二，確實令人振奮，但我們國家的貧困人口還有7000多萬，這就是一個“短板”。習總書記重視并關愛老區(qū)，努力不讓老區(qū)群眾掉隊，就是為了補足“短板”。事實上，在政治、文化、社會、生態(tài)文明等各個領域，我們國家都客觀存在著一些“短板”，如果這些“短板”不補足，就不能說實現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當然，“短板”的存在，既是歷史遺留的問題，也是事物發(fā)展必須經歷的過程。我們無需過多追究“短板”形成的原因，當務之急是要“甩開膀子”、埋頭苦干，在黨中央的領導下，通過全國人民的努力，在5年內把“短板”全部解決。

正在召開的2015全國兩會上，有的代表提出教師隊伍來源單一、年齡老化、斷層嚴重、觀念陳舊、能力缺失、地位不高等問題；有的代表指出看病貴、看病難、醫(yī)患關系沒有解決好，醫(yī)院以營業(yè)額高低論英雄等問題；還有的代表指出，一些地方為了保證經濟數字，對一些粗放型的工廠和產業(yè)的發(fā)展，還沒有很嚴厲的進行治理，等等。各方面的“短板”很多，關乎人民的切身利益，決不能在任何一塊上“偷工減料”。

全國兩會的召開，為找到“短板”提供了平臺。一些典型和不典型的、集中和零散的、熱門和被忽視的問題，紛紛被代表委員們收集整理出來，進行深入探討研究，這對補足“短板”是大有裨益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路上，“閉門造車”是行不通的，唯有集思廣益，凝聚各條戰(zhàn)線、各個領域的智慧，才能消滅一個個“短板”。經濟結構優(yōu)化升級，全面落實依法治國，提高公民文明素質，實現教育現代化，改善人居環(huán)境……我們國家正邁著堅實的步子，解決一個又一個“短板”，向著2020年的總目標前進。在這之中，我們既是見證者，也是參與者！?

昨日下午，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聽取立法法修正案草案的說明。這是立法法實施15年來首次修改。去年8月和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兩次審議立法法修正案草案，修改條款占1/3。本次人代會，將對草案進行三審。

立法法，被稱為“管法的法”，也可以視法律的“度量衡”，它的質量如何，直接關乎法律、行政法規(guī)、地方性法規(guī)、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以及國務院部門規(guī)章和地方政府規(guī)章之“良法含金量”，重要性不言而喻。立法法修訂，看起來離我們的生活很遠，其實不然。

法律乃治國之重器，依法治國之基石，立法是一件十分嚴肅的事。在此次立法法的“升級包”中就增設這樣一條，“政府規(guī)章不得創(chuàng)設限制公民權利的規(guī)范”，這意味著日后的車輛限牌、房產限購等限制性行為，必須通過地方性的人大立法才能出臺，而不再由一紙紅頭文件說了算。

立法是一門力氣活，更是技術活。要使一部法律、法規(guī)、條例、規(guī)章成為良法，事前控制與事后監(jiān)督尤為重要。事前控制主要指做好立法準備工作，提升立法的民主性和科學性；事后監(jiān)督表現為立法監(jiān)督，對下位法是否違背上位法等進行審查監(jiān)督。前者提升立法質量，避免閉門造車制造出先天不足、出臺后即遭非議的法規(guī)，后者幫助發(fā)現“系統(tǒng)漏洞”，裨益于法律法規(guī)的改良，乃至去留。

大家可能還記得，一年多前有關部門曾倉促出臺處罰“搶黃燈”條款，稱為“史上最嚴交規(guī)”，條款剛剛曝光，立即引起反彈，導致這一規(guī)定面世才數天就被迫擱置。有關部門聞過則改、從善如流的勇氣固然可嘉，但值得反思的是，假如事前由立法機關或委托第三方，對立法項目的合法性、必要性、可行性進行全面評估，并召開聽證會、網上公開征詢意見等，聽取各方不同聲音，取得民意最大公約數，或許就沒有后來的尷尬了。例子說明，增進立法的民主性，是良法不可或缺的保障，在新修訂的立法法中應予強化。

正如缺乏監(jiān)督的權力會腐敗，監(jiān)督不足的立法難免跑偏。現行立法法確立的立法監(jiān)督以立法和行政機關為中心，這樣的立法監(jiān)督體制的效果并不理想。

實踐中，下位法違背上位法的情況并不少見，而被立法或行政機關改變、撤銷的并不多見，甚至有的還替地方或部門不當立法背書。鑒于下位法是否違背上位法，或者法律法規(guī)運行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只有在司法實踐中才能發(fā)現，法院才是第一“經辦人”，因此有專家提出，賦予法院更多的立法監(jiān)督權，充分發(fā)揮法院作用，進一步提升立法監(jiān)督效率，當屬中肯之論。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給立法法打“升級補丁”，主題宏大，應當預想周全，精益求精。

日前，全國人大代表、貴州大學校長鄭強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我發(fā)現很多理工科學生沒有情感，連孝敬父母的情感都沒有，這是很恐怖的。教育回歸常態(tài)，就是讓人回歸人樣。

作為人大代表，且是一所大學的校長，在發(fā)表觀點時，必須有調查的事實做依據。我國一些大學生，確實有不少缺乏感恩之情，因此很多大學都開展感恩教育，但是，卻沒有資料顯示，只有理工科學生沒有情感，而文科學生就有情感。

我國無論是理工科學生，還是文科學生，都在基本的知識教育之外，或多或少地缺乏生活教育、生命教育、人格教育、心理教育等。不能說所有的理工科學生，都具有科學精神，文科學生都具有人文情懷。理工科和文科學生只是學習科目上有差別而已。其實，把學生分理工科和文科對待，會出現兩方面問題，一是涉嫌對學生的學科歧視，近年來這方面問題有所好轉，但還是會有人稱女生不適合理工科，文科無用等論調。這都是不理性的觀念，如果這類觀念由國外某個大學校長說出，定然會引來教師和學生的抗議。哈佛大學前校長薩默斯就曾因在一次會議上提到，“女子在科學和數學領域成功的幾率小于男子的原因是男女先天性別差異”而引起軒然大波，最后因此被迫辭職。

鄭校長稱“我發(fā)現很多理工科學生沒有情感，連孝敬父母的情感都沒有”，這是一種比較直接地對理工科學生的歧視，這種言論有些偏頗和以偏概全。我國基礎教育針對學生科學精神、人文素養(yǎng)缺乏的問題，當前采取的措施是文理不分科，這就是典型的學科思路——認為理工科學生學了文科科目，就會增加人文情懷，文科學生學了理工科科目，就會增加科學素養(yǎng)，而這里面其實忽視了一個共同問題，那就是我國基礎教育都是應試教育，學生學習高考科目的目的是應試，而非提高素養(yǎng)，由于只關注高考科目的學習，所以其他比如生命教育等就會有所缺失，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鄭校長認為理工科學生缺乏情感，開出的藥方是“藝術教育”。他說，“藝術教育是給人情感的教育”，這是沒有錯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藝術教育應該是所有學生都需要的教育，而且這類教育，如果還是走知識化、技能化的路線，那么，對提高學生的素質可能沒有多大幫助。我國目前參加藝考的學生每年都很多，是不是這些人的藝術修養(yǎng)都很了得？還有就是，學生的情感教育除了學校教育外，還有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如果單靠學校教育，怕也是無濟于事的。

所以，對于我國學生的問題，必須有客觀的調查，同時必須針對調查發(fā)現的問題，找準病根加以治理。類似這樣的學生情感問題，應該有一定的樣本，且對樣本進行分析，比較他們所接受的教育，包括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學校教育，這才是科學、理性的態(tài)度，基于這種分析的建言獻策，才更有價值和讓人信服。

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昨天聽取立法法修正案草案的說明。去年8月和12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兩次審議立法法修正案草案，修改條款占1/3。本次全國人大會議將對草案進行三審，這也是十二屆全國人大兩年來首次在代表大會層面審議一部法律草案。開征新稅須由全國人大制定法律、地方規(guī)章不得減損公民權利等，成為本次修改的亮點。

立法權直接體現國家權力

我國憲法規(guī)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它的常設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是地方國家權力機關。憲法和法律賦予了全國人大和地方各級人大多種權力，包括制定法律的權力、監(jiān)督“一府兩院”的權力、決定重要人事任免和重大事項的權力等，其中立法權是至關重要的一項權力，直接體現了人大作為國家權力機關所執(zhí)掌的國家權力。

立法法作為一部規(guī)范所有法律的法律，被稱為“管法的法”、“小憲法”，在現行法律框架中具有突出的重要地位。本次全國人大會議審議立法法修正案草案，旨在修正、完善一部與立法權密切相關的法律，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為立法權行使立法權”，在全國人大的立法活動中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義。

狹義的立法是指全國人大制定法律和地方人大制定地方性法規(guī)（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廣義的立法還包括行政機關制定行政法規(guī)、國務院部門規(guī)章和地方政府規(guī)章，其中由人大機關制定法律、地方性法規(guī)，是最典型、最核心的立法行為，人大機關必須理直氣壯、不折不扣地行使這一權力，才不至于辜負和辱沒憲法法律賦予的立法權。本次立法法修正案草案涉及的稅收立法權問題，就十分鮮明地凸顯了人大“守住”立法權的重要價值

去年底至今年初，成品油消費稅連續(xù)多次上漲，公眾質疑財政部調整燃油稅太“任性”。然而財政部倍感“委屈”，辯稱調整燃油稅乃是有法可依——1985年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將稅收立法權授予國務院，相關部門可根據國務院出臺的暫行條例征稅，2009年1月1日開始施行的《消費稅暫行條例》規(guī)定，成品油消費稅調整由財政部和國稅總局起草意見后上報國務院，由國務院審批通過后實施。燃油稅調整引發(fā)爭議的關鍵，就在于調整稅收作為一種稅收立法權，到底是屬于行政機關（國務院），還是屬于立法機關（全國人大）。按照稅收法定的原則，這種權力當然屬于立法機關，但由于1985年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已將這一權力授予國務院，這一權力事實上就成為行政機關的權力，于是，財政部調整燃油稅盡管顯得太“任性”，嚴格說來并沒有違法。

本次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將稅收的專屬立法權單列，規(guī)定“稅種的開征、停征和稅收征收管理的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這一規(guī)定明確，稅收立法權作為一項國家權力，屬于作為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全國人大，意味著全國人大將收回30年前被“轉讓”出去的稅收立法權，這對行政機關和政府職能部門調整稅收太“任性”的現象，將形成嚴格有效的遏制。

以立法引領推動全面改革

現代社會具有復雜的權力結構，公權力主要分為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三大類，每一類權力中又有決策權、執(zhí)行權、監(jiān)督權之分，現代社會的運行和發(fā)展，相當程度上有賴于不同類型和層級的公權力的相互制約和相互協調。十八屆三中全會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十八屆四中全會部署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現實語境中，立法機關依法用好、用足立法權，立法活動依法受到規(guī)范并獲得法律保障，充分發(fā)揮立法對改革的引領和推動作用，顯得尤為重要而迫切。

全面深化改革將對既有利益格局作出規(guī)范和調整，也將對既有權力結構作出相應的規(guī)范和調整，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就是要把對利益格局和權力結構的規(guī)范和調整納入法治軌道，力求改革的每一個步驟和環(huán)節(jié)都于法有據，并適時制定和完善法律法規(guī)，鞏固、發(fā)展改革的成果和效益。在此過程中，對權力結構的規(guī)范和調整必然意味著，要用一種（些）公權力去監(jiān)督、制約另一種（些）公權力，或者說要強化一種（些）公權力，相應地就要弱化另一種（些）公權力，從而實現公權力結構的優(yōu)化，使之能更好地提供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本次立法法修正案草案新增規(guī)定，沒有法律、行政法規(guī)、地方性法規(guī)依據，地方政府規(guī)章不得設定減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權利或者增加其義務的規(guī)范；沒有法律或者國務院的行政法規(guī)、決定、命令依據，部門規(guī)章不得設定減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權利或者增加其義務的規(guī)范，不得增加本部門的權力、減少本部門的法定職責。這項規(guī)定直接針對的是，一些地方和部門通過制定規(guī)章性文件，既擅自擴大政府部門的權力，又明顯限制公民的權利（如出臺各種限行、限購規(guī)定）。這項規(guī)定如果獲得通過，一方面有助于限制地方政府和有關部門的權力，遏制政府部門擅權濫權，另一方面，有助于強化立法機關及其所制定法律法規(guī)的權威，充分發(fā)揮立法引領和推動改革、規(guī)范和調整既有權力結構的作用。

以完善立法編織“制度籠子”

2013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紀委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指出，要加強對權力運行的制約和監(jiān)督，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懲戒機制、不能腐的防范機制、不易腐的保障機制?！鞍褭嗔﹃P進制度的籠子里”，逐漸成為以制度制約監(jiān)督權力，防止權力異化腐化的共識。李克強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大道至簡，有權不可任性。與“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相呼應，“有權不可任性”也成為以簡政放權制約監(jiān)督權力的共識。

如何有效制約監(jiān)督公權力，是政治體制發(fā)展和改革永恒的命題。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使權力不可任性、不能任性，關鍵要編織一個堅硬、嚴密的“制度籠子”，才能確保權力既不能把“籠子”打破，也不能輕易從“籠子”的縫隙中鉆出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要求這個“制度籠子”首先是法律制度的籠子，編織“制度籠子”首先是要完善立法，健全法律制度，使權力的運行和對權力的規(guī)范和調整都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使各種權力的行使包括立法權的行使，以及一種（些）權力對另一種（些）權力的制約和監(jiān)督，包括人大對“一府兩院”的監(jiān)督等，都在法治的軌道上進行。

另一方面，以公民權利代表的各種權利主體，也要參與到編織“制度籠子”中來。本次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從健全法律草案起草機制，完善立法論證、聽證，完善法律草案公開征求意見等方面，進一步拓寬了公民參與立法的渠道。以此為新起點，公民不斷擴大有序的政治參與，在社會政治生活中依法行使知情權、表達權、監(jiān)督權，以公民權利加大對公權力的制約和監(jiān)督（包括并不限于對各級人大行使各項權力的制約和監(jiān)督），將成為編織好、看管好“制度籠子”的重要力量。

【經過兩年多雷厲風行的鐵腕反腐，“用治標為治本贏得時間”戰(zhàn)略取得了實際成效，反腐敗從治標走向治本，從“打虎拍蠅”式反腐走向制度反腐、法治反腐，條件已初步具備，啟動反腐敗國家立法應成為下一步反腐敗工作的重要內容?！?/p>

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昨天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作關于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的報告。張德江提出，要加強重點領域立法，從經濟社會發(fā)展實際需要出發(fā)，科學確定立法項目，其中包括推進反腐敗國家立法。

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強力反腐成效卓著。反腐敗是全國上下關切的大事，也是每年全國兩會上最熱門的議題，今年也不例外。代表委員熱議反腐敗，有的針對當下反腐敗工作提出意見建議，有的就反腐敗立法提出意見建議。如全國人大代表、南京市人民檢察院職務犯罪預防局局長林志梅建議，國家應盡快出臺反腐敗法，實現法治反腐、制度反腐，緊緊扎牢制度的圍欄，真正實現“有權不可任性”；全國政協委員、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副會長彭雪峰建議，盡快制定反腐敗法，圍繞對公權力的制約與監(jiān)督，建立覆蓋全部權力及其運行全過程的法律制度，限制和規(guī)范公權力的行使。

如果從1999年全國人大代表張仲禮向全國人大提交《建議制定國家“反腐敗法”的議案》算起，推進反腐敗國家立法的議題進入全國人大的平臺，至今已有16年之久。其間，2002年、2005年、2010年和2012年等多個年份的全國人大會議上，都有人大代表提出反腐敗立法的議案或建議。去年10月，十八屆四中全會首次以中央名義提出“加快推進反腐敗國家立法，堅決遏制和預防腐敗現象”，推進反腐敗國家立法上升為執(zhí)政黨的意志?，F在，張德江委員長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中提出推進反腐敗國家立法，對近年來懲治和預防腐敗工作給予了充分肯定，契合了代表委員和社會公眾對繼續(xù)加強反腐敗斗爭的期待，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對進一步推進制度反腐、法治反腐的重要宣示。

反腐敗國家立法如果是制定一部“反腐敗法”，那么這部法律應該是一部普通法，下面應該有一系列相關的專門法，涉及修改刑法、刑訴法、預算法、土地管理法，制定企業(yè)國有資產法、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公開相關法律等。如果反腐敗立法是制定一個“法律群”，那么它實際上承擔著構建和完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的重任，“法律群”正式出齊之日，就應當是中國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基本形成之時。16年來，反腐敗國家立法尚未正式啟動立法進程，是因為反腐敗斗爭一直面臨著巨大的困難和壓力，當前中央鐵腕反腐力度前所未有，“老虎”“蒼蠅”一起打成績前所未有，但腐敗分子和腐敗利益集團仍在負隅頑抗，一些體制、機制、制度上的沉疴痼疾仍難以根除，構建和完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還需要較長的時間。

經過兩年多大刀闊斧的鐵腕反腐，“用治標為治本贏得時間”戰(zhàn)略取得了實際成效，反腐敗從治標走向治本，從“打虎拍蠅”式反腐走向制度反腐、法治反腐，條件已初步具備，時機已基本成熟，啟動反腐敗國家立法應成為下一步反腐敗工作的重要內容。我們一方面要總結多年來反腐敗斗爭的經驗，探索解決反腐敗制度碎片化、操作性不強、缺乏系統(tǒng)性協調性等問題，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啟動反腐敗立法進程；另一方面，要遵循和共享世界上反腐敗立法的普遍性規(guī)律，借鑒法治發(fā)達國家反腐敗實踐和立法的有益經驗，走一條具有中國特色和世界眼光的反腐敗立法之路。

全國“兩會”召開，代表、委員齊聚北京，公眾也從媒體上得悉新一屆參會者及其身份的變動：有的涉嫌犯罪或違規(guī)違紀，被取消了相關資格；有的職務突然發(fā)生改變，引發(fā)“兩會”內外的種種猜測；更有一些原先走紅的人物，眼見得有所“邊緣”；自然，也有原先不顯山露水的角兒現在走向前臺。國人對人事一向敏感，尤其在全國“兩會”這樣一個特殊時刻，說人事變動具有風向標之象征，也在情理之中。

新人替舊人，本乃新陳代謝之自然規(guī)律，不足為怪。只是有些人起人落并未循著這樣的常例，便不免為坊間所熱議，并大大拓展了“民間組織部”的想象力?！按罄匣ⅰ钡募娂娐漶R，大快人心之余，令人想當然地亦拿“權斗”說事。某些次要人物的“背運”，不經意地也被演繹成其“站隊”、“ 跟人”的差池所致。

我不能斷定如是推測到底有多少站得住腳的理由，僅簡單地以為，如果你為“虎”作倀，助紂為虐，“大老虎”的落馬，自然與你脫不了干系；但毋寧相信，這普遍的人事變動更迭更關乎“風向”，包括黨風、政風乃至世風。

“風向”之源頭，自然在國家和黨的最高層。十八大以來，有目共睹的，是新政帶來的新氣象以罕有的強度彰顯于世，其中給人印象至深者，乃國家的政治生態(tài)得以刷新，且以為官之道最能說明問題。

人說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風氣，誠哉斯言。一位剛退休的局級官員曾坦言：你別看一些任職多年的省管、市管干部，論水平和能力不咋地，搞起人際關系卻個個都是高手。換言之，斯時為官，做好人際關系的文章比干出實績更要緊。而所謂人際關系，說白了，關鍵是取悅于那些能決定其官運的人，包括頂頭上司及一些更高層次的“背景”。要說“站隊”、“ 跟人”為人耳熟能詳，正乃多年這為官的“普適”之風的熏染。

反貪腐這兩年，落馬的“老虎”“蒼蠅”如此之多，絕非一朝一夕形成，更有風氣所及的漸變過程。我所知道的不少干部，當年剛剛主政一方時，也曾將各個利益集團和個人奉上的“小意思”一概上交，不料卻招來官場非議：你一人公開這背后的交易博得清流形象，豈不是反襯了大多數人的不干不凈。由是，為坐穩(wěn)位置不再犯眾，也由著“劣幣驅逐良幣”的潛規(guī)則去了。

以上“大風向”中的小事例，確切地說，均為公職人員中沉默的大多數所能真切感受。我們常常強調制度的重要，殊不知“風向”的偉力往往更展示于無形之間。還是這個干部隊伍，在今天的語境下，看看他們又有怎樣的表現？

不換思想就換人。對官員而言，這是硬道理。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實績突出的，要大力褒獎；工作不力的，要約談誡勉；為官不為的，要公開曝光。對公眾而言，這已不再新鮮，很多地方官員早就因著這新的“風向”而起起落落了。當這“風向”為絕大多數人所點贊并成“新常態(tài)”時，我相信 “頂風上”的人終是寥寥。

“兩會”被娛樂化，不是今年才有的現象。娛樂化，既表現在有的媒體對“兩會”代表委員中明星、名人的無原則關注、追捧，也表現為一些人特別熱衷于花邊消息，比如把翻譯炒作成一個熱點，研究她的穿著乃至她的丈夫。

明星們對此也有苦惱，劉翔往年缺席政協會議，今年來了，大喊“姚明來了”以求脫身。姚明則明確表態(tài)，希望大家更關心嚴肅的提案，而非他本人。

誰在說比說什么更讓人產生興趣，是現代傳播的一個特征。追星，是現代的一種共同社會文化現象。放在大范圍內，很難說這是病態(tài)和扭曲。但在全國兩會這樣的嚴肅場合，這樣做就是不知輕重，本末倒置?！皟蓵笔侵袊嗣裾紊钪械囊患笫?，議國是和定國是，屬于國家政治范疇，這樣的場合，嚴肅是基本要求。嚴肅當然不是死板僵硬，了無生趣，而是說不應插科打諢，偏離主題。

在“兩會”上，代表委員的其他身份與名氣，應當暫時隱退，其“價值”只在于問政本身。娛樂化“兩會”，一方面是占用有限的傳播資源，擠占嚴肅議題的傳播空間，另一方面，會轉移視線，消解嚴肅，慢慢地人民就失去了參與、駕馭政治生活的能力。

當前需要特別思考的一種社會生態(tài)，就是不嚴肅地對待一切事物，過度娛樂化，一味戲謔，看什么都是玩笑心態(tài)。很多人錯誤地將其理解為一種后現代特征，卻不知后現代并不排除嚴肅，更沒有意識到失去嚴肅對國家民族未來的深遠影響。

去嚴肅化，是一種表現，就是一些媒體和公眾的相互迎合，交互影響。找回嚴肅，除了端正媒體的價值取向，引導社會心態(tài)，還應有更深入的思考。因為嚴肅不僅是一種態(tài)度，更是一種能力，只要求了嚴肅的態(tài)度而沒有培育起嚴肅的能力，仍然很難說解決了問題。過去，人們在對待“兩會”這樣的重大國事時，可謂極其嚴肅，但并不代表“兩會”質量更高，人們對重大議題的參與度更深。

就拿“兩會”來說，人們沒有嚴肅對待，也有其他方面的原因需要重視。比如說，明星代表委員很多，但是不是都能提出高質量的建議和提案；代表委員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是看作一種待遇，出席并交差，還是懷著為人民代言、為國家解憂的使命感；代表委員如何設置議題，引起人們深度參與的熱情；是不是明星代表委員更容易親近，更少些顧忌，而其他代表委員、特別是有官員身份的代表委員，難以接近，不愿敞開心扉。等等。

關注花邊，一味追星，有一個原因可能是人們覺得對重大議題插不上話，不知說什么，這不能不說是缺乏重大議題參與訓練的結果。相對于態(tài)度，能力建設的確是更重要、難度更大的問題。只是板起臉來，不讓這樣不讓那樣，或者只準這樣只準那樣，很難說達到了嚴肅的效果?！皟蓵钡膰烂C，根本來說就是要努力開好，開得精彩，開得萬眾矚目，讓代表委員們更具使命感責任感和被重視感，讓廣大人民有更強烈的主體感參與感。

天下興亡，需要人人關心。消解嚴肅，其實是卸下公民對國家的責任和擔當。我們不能從一種假嚴肅走向完全不嚴肅，更不能拿不嚴肅當正常、當時尚。尋找嚴肅，培養(yǎng)嚴肅，建設嚴肅，可以說也是當下中國的一個重要的嚴肅議題。

【我國80%以上的人大代表在基層，他們與人民群眾朝夕相處?；鶎哟砉ぷ鞯乃經Q定了整個國家代表工作的水平，也影響著整個國家人大代表形象?！?/p>

昨天下午，張德江委員長在代表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工作報告時指出，尊重代表權利就是尊重人民的權利，保障代表依法履職就是保障人民當家作主，并且用專章對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提出了要求。

人大代表是人民代表大會的組成人員，代表工作可以說是人大工作的基礎。近年來，全國人大通過狠抓學習培訓、完善制度建設、搭建履職平臺、認真辦理代表議案建議等形式，多措并舉提升服務代表水平。但是，代表工作還存在許多需要改進的地方，比如，有的代表缺乏足夠的代表意識，有的代表履職能力有待提高，有的代表不能扎根于民眾，傳遞民情民意，更有少數代表公然違法違紀。因此，必須努力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從而為提升人大工作水平奠定基礎。

如果代表意識淡漠，人大制度的根基就會受到動搖。所以，應該進一步增強代表意識。要讓每一位人大代表都能清楚地知道他是由誰選舉產生的，都清楚人大代表的職責所在，都清楚他在人大會議上要代表哪些人建言獻策。

要為代表履職提供有力保障。人大常委會工作機構應搭建靈活多樣的履職平臺，使代表能方便地匯聚民智，傾聽民意，也使代表的意見建議能夠快速直通本級人大和有關國家機關。還要為代表開展視察、調研等履職活動提供便利，讓代表能夠方便地開展工作。今后，還可以考慮為部分全國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配備工作助手，提高履職能力和水平。

同時，還應該加強對代表的監(jiān)督。要健全和完善代表對原選舉單位和選民述職制度，每一位代表的履職情況，都應當定期向原選舉單位或者選民報告，并接受社會的監(jiān)督。長期不履職的，履職不能讓民眾滿意的，應當及時撤換。要嚴格把好“入口關”，讓群眾雪亮的眼睛，阻擋住有違法違紀行為的候選人成為正式代表，對于有違法犯罪行為的代表，要實行“零容忍”。

最后，要特別注意加強基層工作。我國80%以上的人大代表在基層，他們與人民群眾朝夕相處。基層代表工作的水平決定了整個國家代表工作的水平，也影響著整個國家人大代表形象。今后，要特別注意加強縣鄉(xiāng)兩級人大代表工作，讓他們明晰自己的身份定位和職責，讓他們能夠積極履職，為民建言獻策，只有這樣，人大工作的整體水平才能得到提高。

【當立法權下放成了常態(tài)，下位法與上位法的沖突就很可能增多，因此需要常態(tài)化的糾錯機制和究責機制?！?/p>

“管法的法”——立法法修正案草案3月8日上會，這是立法法制定15年來第一次進行修改。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李建國向近3000名全國人大代表作關于立法法修正案草案的說明，隨后代表們將進行審議并投票表決。

此前經過全國人大常委會兩次審議的草案，修改條款占三分之一，其中尤以立法權劃分和立法監(jiān)督備受矚目。

從目前公開的草案內容來看，立法權的下放幾成定局，審議中可能的改動將圍繞立法權究竟下放多少而進行。從中國幅員遼闊、地區(qū)差異懸殊的特點來看，立法權下放是個必然。

截至去年9月，我國已制定現行有效法律243件，行政法規(guī)737件，地方性法規(guī)8500多件，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800多件?？梢韵胍?，在立法權下放之后，地方性法規(guī)還會持續(xù)攀升。

我們期望立法法能約束政府“有權不能任性”，但如果沒有具體的規(guī)范，如果空有規(guī)范沒有究責體系，“政府有權不能任性”可能就是一句空話。作為國家的基本法律之一，有“小憲法”之稱的立法法如果沒有罰則，那就是只“沒牙的老虎”。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主任李適時去年曾撰文指出，當前立法中部門利益和地方保護、爭權諉責現象較為突出?！叭舜罅⒎ㄐ姓姓⒎ú块T化，部門利益法制化”等立法亂象至今猶存。當立法權下放成了常態(tài)，下位法與上位法的沖突就很可能增多，因此需要常態(tài)化的糾錯機制和究責機制。由此，法規(guī)備案審查制度被輿論寄予了更多期望。

200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在法工委下設立“法規(guī)備案審查室”，完善了違法審查的程序。截至2014年12月底，這個機構共接收了各類審查建議1000多件，其中屬于全國人大常委會審查范圍的對法規(guī)和司法解釋的審查建議有將近500件。但是，由于種種原因，一些社會反響強烈的法律（規(guī)）沖突，或未能得到及時有效解決，或在內部通過立改廢解決但不為公眾所知。

在訴訟法上，“所有判決一律公開”。這是一條鐵律，法院如果不公開判決，公正何以讓公眾都看見，法的指引功能又如何能實現？法規(guī)備案審查同樣如是。如果解決法律沖突的審查情況不能向社會公眾公開，又如何能遏制權力容易沖動的天性？

最新的消息是，立法法修正案草案規(guī)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關的專門委員會和常務委員會工作機構可以將審查、研究情況向提出審查建議的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企業(yè)事業(yè)組織以及公民予以反饋，并可以向社會公開。

相較之前的“秘而不宣”，“可以公開”是進步，不過離理論上“應當公開”的實然和實踐中公眾的期待，尚有一定距離。這也是全國人大在立法法修正過程中立法博弈的空間。負有傳遞民意的全國人大代表還須為立法法修訂的科學性而努力。

小新、小明、小華、小苼……你以為這是幼兒園小班點名？錯了，這是幾家大媒體在今年的兩會報道中為“賣萌”而取得“筆名”，或者說是“藝名”。眾多主流媒體通過這些擬人化的形象，通過微博微信客戶端，在新媒體各大平臺上給老百姓講述兩會的“故事”。各大媒體集體在如此高規(guī)格的重大時政報道中“賣萌”，既“罕見”又讓人“喜聞樂見”，值得點贊。

說起時政新聞報道來，對于新聞媒體，不少老百姓早就有一肚子不滿了。過去那“八股文”一樣的行文方式讓老百姓看得云里霧里，對于很多時政要聞的報道，他們不是不想看，而是真心看不懂看不明白看不進去。而如此一來，難免會造成百姓對時政要聞之間的“疏離感”，信息的傳達和擴散上也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斷流”現象，不可謂不是媒體人的責任和各方的共同損失。

尤其是全國兩會的新聞報道，從會議級別來說的確是“高大上”的，而從跟民眾的密切關系來說，其每一項議程都可能影響到老百姓今后一年乃至若干年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媒體在這樣的背景下，就更應該用老百姓最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方式來進行報道，對會議內容和要點進行深入淺出的分析和傳播。新媒體平臺上的“賣萌”也好，“講故事”也好，都是最好的嘗試和突破。

遍觀這次眾家媒體的表現，有用一張數據圖表來闡釋一萬七千字的政府工作報告的，有用無限接近于“評書”的文風來解析領導人講話中的“干貨”的，還有用動畫、漫畫來讓網友在最短時間內獲取最多兩會重要信息的。不管采用什么技術和手段，總之讓大家有一種感覺——兩會新聞不那么難懂了，一眼就能看出12345了，手機在手媽媽不用怕我看不明白兩會要點了。這讓人不能不說，媒體們這次真的是賣了一手“好萌”。

當媒體用各種各樣的方式“任性”地“賣萌”，客觀上也正在把“廟堂”內跟百姓密切相關的信息高效地傳播到“江湖”的每一個角落。想想也是，連習大大、李克強總理以及兩會上的眾多領導人和代表委員，都親民地使用各種“網絡用語”了，媒體又何必端著架子，不放下姿態(tài)走進更多普通老百姓呢？繼續(xù)努力吧，俺們看好你們喲！

今年兩會，鐘南山院士無疑又成為最有人氣的人大代表之一。他的每次出現，都會“慘遭”媒體圍觀。原因何在？

第一，鐘南山代表應該是發(fā)言最多的代表委員之一。比如，他談醫(yī)改，認為看病難的問題沒解決，根本在于醫(yī)療改革沒有改變公立醫(yī)院不合理創(chuàng)收，醫(yī)院以營業(yè)額高低論英雄，像商業(yè)連鎖一樣擴大醫(yī)院規(guī)模的現狀亟須改變。除此外，他還分別在霧霾治理、養(yǎng)殖業(yè)濫用抗生素、過度醫(yī)療等方面專門發(fā)言。

第二，鐘南山代表發(fā)言的質量非常之高，提的意見非常的成熟，一針見血。比如，他建議，公立醫(yī)院要回歸公益性，由政府承擔醫(yī)護人員的工資，可以有部分工資作為績效考核，但關鍵是要切斷醫(yī)務人員收入與患者就醫(yī)費用之間的關系?！拔也皇窍朐黾俞t(yī)生的收入，只是希望將一些灰色收入轉化為正當透明的收入?！彼倪@個觀點非常具有代表性，代表了很多醫(yī)務人員的想法。

正因為他樂于發(fā)言，來者不拒，并且發(fā)言客觀可靠，質量非常高，所以才成為了公眾心目中最靠譜的人民代表，深受媒體喜愛。借助于媒體的影響力，每次兩會，他幾乎都能留下一些產生社會影響力的提案及觀點，改變著這個社會。從前幾年的保健藥非法添加“猛藥”，再到近年來醫(yī)生的真實收入調查，再到今年“醫(yī)院不能以營業(yè)額論英雄”或者是“主流醫(yī)療一定要是公益的,否則醫(yī)改難成功”，都給公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相信這些觀點流行后反思后，最后匯聚成的社會共識，一定能夠影響到公共政策的制定方向。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一些委員代表年年參加兩會，但幾乎都扮演著花瓶的角色，要不就是一言不發(fā)，沉默是金。要不就是從網絡上東抄西拼，說一些不痛不癢的廢話與空話，讓兩會成為一個過家家的游戲場，而不是一個代政議政，商討國事的嚴肅場合。一些民意代表們在政治上還相當幼稚，欠缺議政經驗。這種表現經常源自于一種陳腐過時的觀點，說多錯多。這是很多人不愿意積極“發(fā)言”的常見原因。

但在事實上，說多未必錯多。只要平時深入基層，對社會問題進行踏踏實實的調研，匯聚民意意見。對自己的發(fā)言，早做準備和做足準備，發(fā)言越多貢獻越大。發(fā)言質量與數字上的多少沒有必然聯系，只與代表委員對這個社會問題的認識程度，準備是否充足有關系。鐘南山代表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他的議案很成熟發(fā)言很靠譜，表達能力只是一方面。但更為關鍵的是，在日常社會生活中，他已經在默默觀察和調研，累計各種需要的數據和資料，準備足當然發(fā)言就靠譜準確，得到公眾認可。

兩會上，委員代表們主要的履職形式就是“說”，說了多少說得如何？對應的是他們平時在自己的職責上干了多少工作？是否認真去完成？一個兩會上沉默的民意代表，提案總是走過場從來沒有產生過影響力，他（她）的履職一定是糟糕的，來了好像從來沒出現過，這種表現實在不適宜繼續(xù)擔當這種非常重要的工作角色。

代表委員說多未必錯多。希望兩會上多出一些鐘南山這樣的民意代表，不僅僅是把這種身份當成一種榮譽，還應該看到這背后的職責。民意代表，不把民意傳遞到，不為民謀利，那就是失職。

3月5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參加十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海代表團的審議。新華社記者黃敬文攝

“創(chuàng)新是引領發(fā)展的第一動力?！眱蓵陂g，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上海代表團審議時再一次對創(chuàng)新進行了強調。

在2014年6月出席中國科學院第十七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國科技發(fā)展的方向就是創(chuàng)新、創(chuàng)新、再創(chuàng)新。有媒體統(tǒng)計，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僅“創(chuàng)新”一詞就出現了37次，出現頻率達到10年來新高，而且?guī)缀跎婕罢ぷ鞯母鱾€方面。創(chuàng)新的被重視程度，可見一斑。

隨著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tài)，無論是中國經濟的目標、任務、還是發(fā)展模式、發(fā)展取向都出現了巨大變化。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實現經濟中高速增長、邁向中高端水平的“雙目標”。這就要求調整和優(yōu)化經濟結構，不再過度依賴以要素、投資規(guī)模為基礎的粗放型發(fā)展模式，而是實施以科技為基礎的創(chuàng)新驅動發(fā)展戰(zhàn)略。

創(chuàng)新是中國經濟發(fā)展的新引擎。此次政府工作報告提到，要打造大眾創(chuàng)業(yè)、萬眾創(chuàng)新和增加公共產品、公共服務的“雙引擎”。在中國經濟“調速換擋”的新局面下，要實現中國經濟減速不減勢、量增質更優(yōu)的目標，創(chuàng)新被寄予了厚望?！盎ヂ摼W+”行動計劃、創(chuàng)客、草根創(chuàng)新……這些報告上出現的新詞，事實上都指向經濟發(fā)展的新模式、新業(yè)態(tài)、新亮點。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老常態(tài)、簡單粗放的發(fā)展路子難以為繼了，關鍵要依靠科技創(chuàng)新轉換發(fā)展動力。

創(chuàng)新之基，在于改革。創(chuàng)新不是一句空話，更不是空想，而是需要在體制機制、制度模式等方面進行深入變革，以此釋放創(chuàng)新的活力與動力。2014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演講中指出，如果說創(chuàng)新是中國發(fā)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必不可少的點火器。這就清晰地點明了創(chuàng)新發(fā)展與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刻關系。

創(chuàng)新，也不僅僅是在經濟發(fā)展模式上，更在于中國發(fā)展前行的各個方面。社會治理、黨的建設等方面，都需要用創(chuàng)新的眼光來看待，用創(chuàng)新的思維來引領，用創(chuàng)新的手段來處理。從這一點來看，創(chuàng)新也必須是全面的、全方位的。

好風憑借力，創(chuàng)新無窮期。發(fā)展是硬道理，一切問題都要在發(fā)展中解決。而抓創(chuàng)新就是抓發(fā)展，謀創(chuàng)新就是謀未來。面對“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以及2020年進入創(chuàng)新型國家行列的既定任務，時間緊迫、任務繁重，這需要全社會都樹立勇于創(chuàng)新、不斷創(chuàng)新的精氣神，用創(chuàng)新來引領中國社會發(fā)展前行。